科学至今在体制上依然是性别歧视的。尽管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女科学家与资质相当的男科学家相比，所获得的工资、晋升机会和科研资助仍然较少，并且更有可能离开科研岗位。《自然》杂志推出的妇女节特刊将对从实验室到会议室里存在的性别歧视进行严厉的审视，并且关注进步人士为了消除性别差距所做的努力。

 

　　女科学家是否愿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得取决于她们把历史追溯到多久以前。今日已不同于往昔，如果以几十年前而论，那么，女性确实有相当多的胜利可以欢庆。尽管取得了那些胜利，但是，迈向两性平等的进程如今却好像停滞不前了。

 

　　从《自然》杂志上刊登的这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文章揭露了科学界依然存在的性别歧视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人之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女性，但是只有区区五分之一的全职教授是女性。鲜有女性被邀请担任初创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就因如此，大会主题演讲嘉宾一半是女性的科学会议就格外惹眼。

 

　　为什么两性平等的进程停滞了？要养育孩子是阻断许多女性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原因。但那是一个实际问题，只要有政治意愿，理论上很容易解决。即使是最开明的儿童养育政策还是无法解决第二个更为隐性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公开的或是无意识的性别偏见。甚至在女科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珍妮弗·雷蒙德（Jennifer Raymond）所指出的那些积极鼓励女性投身科学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现性别偏见。

 

　　科学界女性的命运会受到政治体制的影响而变好或者变坏。在社会主义中国，女性和男性在科学界的地位是相当平等的，而近年来，中国在步履蹒跚的改革中试图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导致了在引进接受过国外学术训练的年轻留学归国人员时，年轻男性往往更受关注。这为将来科学界的性别失衡埋下隐患。与此类似，在政治体制光谱的另一极，葡萄牙20世纪的独裁统治做到了确保对女教授的聘用达到一种健康平衡。这样做可能也是事出有因，比如，某些科学工作的工资和名声很低、或是因为好战的外交政策把男研究生送到了殖民地战争中打仗，所以才选择了女性。那些男性大多数选择留在国外，而在学术领域中为女性留出了空间。因此，当葡萄牙在1974年成为民主制国家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科学研究时，有了之前独裁统治时期所树立的行为榜样，葡萄牙则由此延续了一种健康的性别平衡。

 

　　而在成熟的民主制国家存在的令人担忧的性别偏见，将不能经由领导人的更换而轻易得到解决。如同在大多数职业中一样，影响学术生涯的各种层面上的决策――从期刊编辑委员会，到学位授予评审委员会，再到学术选拔委员会都是由男性主导，女性的道路被封死了。这些高级别的女性很少见，由此形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观念，即科学只属于男性。要瓦解女性在学术界任职的罕见性，我们有很多种方法，而且我们应该尝试所有方法，并把尝试的结果公布出来，以便让其他人从中学习。

 

　　一个认真的提议是实行配额制。在某些情境之下，比如学术晋升，配额制会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能确保年轻的女科学家有女性的行为榜样。一些人争辩说，在一些学术领导职位上，比如教授职位，设定女性名额，将会导致一些才能平庸的女性候选人被提拔为教授。但是这种逻辑存在一种缺陷。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才能，所以如果男性占据了大多数的高级职位，那么在这些人中必定有非常多的人是平庸之辈。是不是男性中的平庸之辈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