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可以加速肿瘤发展，β受体阻滞剂能延缓其进程吗？
癌症患者可能会经历与疾病有关或无关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肿瘤的发展
大约在两千年前，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提出：忧郁症——一种由体内“黑胆汁”过多引起的抑郁心境——会导致癌症。自那时起，众多研究者开始探究癌症与心理因素之间的关联，其中一些人甚至认为某些人具有易患癌特性或C型人格（又被称作“癌症性格”，“C”取自癌症“Cancer”的首字母，这种性格的大体表现就是：爱生闷气、敏感多思、逆来顺受，倾向于压抑不良情绪）。
如今，大多数研究者已摒弃“某些人具有易患癌特性”这一观点。但他们仍未确定压力及其他心理因素对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有何影响。目前，已有超过一百项流行病学研究（其中一些涉及数万人）将抑郁症、低社会经济地位、其他心理压力来源与癌症风险增加以及已患癌患者预后较差联系起来。然而，这些文献充满矛盾，尤其是在癌症风险增加方面。
近几十年来，科学家试图通过细胞和动物实验探究该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健康心理学家朱利恩 · 鲍尔（Julienne Bower）表示，这些实验揭示了压力改变肿瘤的重要机制。鲍尔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一篇论述多种疾病（包括癌症）中大脑与免疫系统之间关联的文章，该文章于2023年发表在《临床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她说：“此类研究表明，心理因素能够影响肿瘤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对人类和动物的研究表明，阻断压力的化学信号可能会改善癌症的治疗效果。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一旦患上癌症，心理因素就能影响其进展。美国罗斯维尔帕克癌症研究中心的癌症免疫学家伊丽莎白 · 雷帕斯基（Elizabeth Repasky）表示：“我认为过去没有人意识到，即使是轻度压力，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对癌症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压力催癌？
压力与癌症发展关联的新研究，部分源于对压力如何影响人体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反应的研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基因组学研究者史蒂夫 · 科尔（Steve Cole）及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团队研究了为何承受高压力的HIV感染者往往预后较差，具体表现包括病毒载量更高、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反应更差等。
科尔的团队发现了压力可能导致HIV感染恶化的几种途径。他们发现，压力下的猴子的淋巴结与交感神经细胞纤维（执行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的连接比未受压力的猴子多得多。淋巴结内含有免疫细胞，而神经纤维降低了这些细胞的抗病毒功能，这反过来导致一种感染猴子和猿类的HIV变异株复制增强。
淋巴结除了容纳免疫细胞外，还充当身体的“排水系统”——通过由组织、器官和淋巴结组成的网络（我们称之为淋巴系统）来清除毒素。重点是，癌细胞可以操纵这一系统，利用它在体内转移。参与HIV研究工作的埃丽卡 · 斯隆（Erica Sloan，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癌症研究员）那时候是科尔的博士后，她想知道压力是否也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影响癌症患者的淋巴结。
斯隆随后在小鼠研究中发现，长期压力增加了淋巴系统与乳腺肿瘤之间的连接数量，使得癌细胞更易扩散。引人注目的是，用一种药物——β受体阻滞剂，可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等交感神经系统关键分子的活性——进行治疗后，这些效应被阻止了。
其他研究小组的工作表明，压力可导致分子变化，尤其是免疫系统内的分子变化，从而影响癌症的进展。其中一些研究表明，当压力引发炎症时，可以促进肿瘤的发展。
压力还会损害在抗癌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免疫细胞的活性。在2000年代初，爱荷华大学的行为科学家苏珊 · 卢特根多夫（Susan Lutgendorf）及其同事研究发现，在卵巢癌患者中，抑郁和焦虑状态与抗肿瘤免疫细胞功能受损具有相关性。另一项针对卵巢癌患者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不足会导致其体内某种生长因子水平升高，该因子可刺激肿瘤周围的血管生成。此类新生血管不仅能为肿瘤提供营养补给，更与淋巴系统类似，能为癌细胞向全身扩散提供途径。
交感神经系统将信号从大脑传递到身体各处（包括肿瘤）。研究表明，这些信号能以多种促进癌症形成的方式影响肿瘤细胞。用β受体阻滞剂阻断该系统中关键分子的活性可能有助于抵消其中一些影响
卢特根多夫及其同事随后发现，压力环境对患有卵巢癌的小鼠具有类似的影响，会促进肿瘤周围的血管生成和癌细胞扩散。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这些影响可以通过β受体阻滞剂来逆转。其他研究小组则发现，阻断压力信号对啮齿动物的其他类型癌症（包括血癌和前列腺癌）也有类似效果。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增加小鼠体内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的水平，可以使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癌细胞更容易分裂并形成新的肿瘤。
诸如此类的研究显示，压力可以触发一系列生化级联反应，并以可能会促进癌细胞扩散的方式改变其所处环境。威斯康星医学院的癌症精神病学家詹妮弗 · 奈特（Jennifer Knight）表示：“压力信号传导和应激生物学效应确实对这些过程中的大多数都有影响。”
阻断压力信号
如果压力会使癌症恶化，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新的治疗方法正在逐步涌现。
大约半个世纪以来，临床医生一直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高血压。通过分析患者登记数据库的数据，研究者发现，在确诊癌症时已经在服用特定类型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往往比未服用这些药物的患者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包括更长的生存期。
在过去几年中，有几项临床试验（其中大多数规模较小且处于早期阶段）直接测试了β受体阻滞剂是否能为癌症患者带来益处。在两项相关研究中，由特拉维夫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沙姆加尔 · 本-埃利亚胡（Shamgar Ben-Eliyahu）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结直肠癌或乳腺癌患者手术前五天，给他们同时服用了β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和一种抗炎药。该团队选择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早期研究表明，虽然手术是切除肿瘤的机会，但矛盾的是，它也可能为癌细胞扩散提供可乘之机。因此，他们认为，阻断压力对癌细胞扩散的潜在影响，对患者的长期预后来说至关重要。
培养皿中培养的乳腺癌细胞。在小型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发现，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其肿瘤微环境呈现以下特征：转移生物标志物减少，炎症反应减轻，抗肿瘤免疫细胞增加
这些试验涉及数十名患者。结果显示，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其肿瘤细胞显示出较少的分子扩散（即转移）迹象和更少的炎症反应，某些抗肿瘤免疫细胞也有所增加。对于结直肠癌患者来说，亦有迹象表明这种干预措施可以降低癌症复发率：在手术后三年，接受药物治疗的16名患者中有2人癌症复发，而未接受药物治疗的18名患者中有6人复发。
其他研究评估了单独使用β受体阻滞剂（不服用抗炎药）的效果。2020年，斯隆及其同事发表了一项关于60名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其中一半患者被随机安排在手术前一周服用普萘洛尔，另一半患者则服用安慰剂。他们也发现，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患者，其肿瘤细胞转移生物标志物减少了。
具有减压作用的β受体阻滞剂也可能有益于其他癌症治疗。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奈特及其团队观察了25名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服用β受体阻滞剂后的效果。尽管该研究规模太小，无法恰当评估临床结果，但他们还是发现，服用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感染更少且血细胞恢复更快。在一项针对9名转移性皮肤癌患者的小型研究中，雷帕斯基及其同事发现，β受体阻滞剂或能增强癌症免疫疗法的治疗效果。
虽然关于β受体阻滞剂的研究前景光明，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药物是否能改善所有癌症（如肺癌和某些乳腺癌亚型）的治疗效果。有些患者——尤其是那些患有哮喘或心脏疾病（如心脏跳动异常缓慢）的患者——在服用这些药物后会出现不良反应。
雷帕斯基说：“关键之处在于，这些药物只阻断了压力的终末生理效应，未解决其根源问题。”因此，它们很可能需要与正念减压疗法、心理咨询以及其他更接近问题根源的减压策略相结合。
事实上，关于此类干预措施的探索也在进行中。鲍尔及其团队对乳腺癌幸存者开展了身心干预疗法（如瑜伽和正念冥想）的临床试验，以改善其健康状况并促进持久缓解。他们发现，这些疗法可以降低其体内循环免疫细胞的炎症活性，并推测这或许有助于减少肿瘤复发。
突破障碍
最终，我们还是要借助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凿证实β受体阻滞剂和其他减压干预措施在改变癌症患者生存结果方面的益处，并确定这些效果可能会持续多久。研究者表示，治疗时机和所治疗的癌症类型可能会影响此类疗法的效果。但缺乏资金一直是进行更大规模后续研究以解答上述问题的障碍。奈特说，这项工作尚未得到支持肿瘤学大型研究的制药公司或其他组织的资助。
至于压力是否会像古希腊人曾经推测的那样——从一开始就会增加一个人患癌的风险——就目前而言，仍然是个谜。将压力与癌症风险联系起来的人群研究往往会受到其他因素（如吸烟、营养不良、医疗保健资源有限等）的干扰。
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帕特里西娅 · 莫雷诺（Patricia Moreno）表示：“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如果你压力大，就会得癌症’。”莫雷诺是2023年《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上一篇文章的合著者，该文章关注的是癌症中的压力管理干预措施。
但对于已经确诊癌症的人来说，许多研究者认为，现有证据完全能够说明可以将压力管理纳入临床实践。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芭芭拉 · 安德森（Barbara Andersen）表示，平均而言，癌症患者并未获得能够将其压力降低至所需水平的心理治疗。她说，虽然并非每位患者都需要，但许多患者确实可以从身心干预疗法中受益。“我不是说它们应该成为首要任务，但也不应该是最后才考虑的。”
资料来源 Knowable Magazine